男孩叫多吉，女孩叫卓嘎。

多吉从小聪明，读书用功，考上了京市的大学，学的是水利工程。

卓嘎也不甘落后，考上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医学院，学的是临床医学。

多吉毕业后，没有留在北京。

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一摞专业书和一张毕业证书，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坐了两天的汽车，回到了白玛高原。

他被分配到县里的水利局，参与修建吉雪谷的第一座大型水库。

那座水库修了五年。

五年里，多吉几乎跑遍了吉雪谷的每一个山沟、每一条溪流、每一处泉眼。

他背着测量仪器，翻过海拔五千米的雪山，蹚过冰冷刺骨的河水，在荒野里搭帐篷过夜，在风雪里啃冻硬的糌粑。

他的脸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黝黑，嘴唇裂开了口子，手指冻得关节变形。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水库建成的那一天，他站在坝顶上，看着碧绿的湖水从闸门里奔涌而出，顺着新修的渠道流进干涸的农田，流进那些曾经靠天吃饭、十年九旱的村庄。

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阵欢呼声，那些祖祖辈辈靠背水浇地的农民，此刻站在水渠边，看着哗哗流淌的清水，哭得像个孩子。

多吉没有哭。

他只是蹲在坝顶上，点了一根烟，默默的抽完，然后把烟头掐灭，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对身边的同事说：“下一座水库，在哪儿？”

卓嘎毕业后，也回到了白玛高原。

她被分配到县医院，成了妇产科的一名医生。

那时候，白玛高原的医疗条件还很差。

很多偏远的牧区，女人生孩子还是靠接生婆，遇到难产就只能听天由命。

卓嘎每个月都要背着药箱，骑马或者步行，翻山越岭去那些最偏远的牧场巡诊。

她给孕妇做产检，给新生儿打疫苗，给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医生的牧民送药。

有一次，她在一个海拔四千多米的牧场上，遇到一个难产的孕妇。

产妇已经疼了两天两夜，接生婆束手无策，家人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

卓嘎赶到的时候，产妇已经奄奄一息，肚子里的孩子胎位不正，脐带缠住了脖子。

卓嘎没有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