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的算盘珠子是红木的，杠子是全铜的，打起来劈啪作响，格外好听。他家老爷子传给他，他是准备世世代代传下去的。

结果谁也没想到，上学了之后赵景闻皮还是一样的皮。他在学校里什么事情都干，什么祸都闯，就是读不进书。

作孽啊，小学二年级了，连九九乘法表都没背完全。三七还二十四呢，更别说打算盘了。

隔三差五，老赵和沈春梅就会被学校老师叫去挨训。赵景闻不是撕了作业本，就是拉女同学的辫子，把校长的茶杯摆到女厕所，把同学的红领巾串起来升到国旗杆上去。老师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红领巾是国旗的一个角，他拼全了四个角就等于拼出一面国旗。国旗当然要升到国旗杆上去。

……这都叫什么狗屁事情，简直丢死个人。

在赵景闻的“作天作地”对比之下，他上中学的妹妹赵景丽偷偷学人烫头发，穿小脚裤压根不算什么事情。

到后来老赵对于这个儿子已经差不多要麻木了，觉得他毕业之后只要能找一份工作，太太平平上班，不要混到提篮桥监狱里就算大吉大利了。

谁知道这边赵景闻一毕业，随着伟大领袖一声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

一心向外这外头世界的赵景闻终于得偿所愿，远远地离开了东海之滨的上海，来到了遥远神秘的云南西双版纳。

这一去就是五年。

五年后，赵伯涛因病过世，死前都没来得及见到儿子最后一眼。

沈春梅跑到皮鞋厂去哭诉，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儿子继续呆在外地了。老赵没了，她前几年得了坐骨神经痛和颈椎炎，也不能踩缝纫机了，裁缝铺已经关掉。家里唯一一个赚钱的就是在毛纺厂里工作的赵景丽。不过就她那点工资，自己吃吃喝喝就用光了。她要赵景闻回上海，家里需要顶梁柱。

经过第三皮鞋厂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赵景闻顶替他父亲的工作，进入鞋厂工作。至于什么岗位……等人到了上海再说，现在待定。

一纸调令发到云南，赵景闻终于能够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

在母亲和妹妹的迎接下，赵景闻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装，拎着行李袋，棉被和装了脸盆脚盆的网兜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长乐坊。

“今天就出去吃吧，楼下的小饭店味道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