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涯上幼儿园的时候，学校里就只剩下两个老师了。

一个是六十多岁，没什么耐心的大妈，另一个则是大学刚毕业，来挑战自己，积累经验的。那时班上有六十多个小孩，两个人根本管不过来，所以她们忙的时候都在照顾那些哭鼻子的孩子，闲下来以后也只和自己喜欢的小孩玩。

爱哭的孩子惹人怜爱，爱笑的孩子讨人喜欢，而杨涯既不会哭也不会笑，在班上最没存在感。

只有在东西足够分给班上的每一个孩子时，老师们才会想起班里还有这么一号人。

而小朋友们看他身上永远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也都不爱跟他一起玩，所以杨涯就像个幽灵一样，一直游离于集体之外。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校里也纠集起了一帮小团伙。

明明都是些还会偶尔尿床的小屁孩，却把社会青年那套学得有模有样，排除异己，霸凌同学，而杨涯作为班上唯一公认的怪胎，自然是首当其冲，成了幼儿园小团伙的主要欺负对象。

他们会把他的午餐扔到地上，一人一脚踩个稀巴烂，如果是包子的话，就把皮掰开，把馅会丢进茅坑里，然后把他踹过去，强迫他趴下去，把馅一点点地捡出来吃掉。

这就导致了杨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看到包子就会生理性地反胃，哪怕是在家里，他也只肯吃包子皮，因为他总觉得包子馅是臭的，上面沾满了茅坑里的水。

杨峥沢和宋素白从不过问他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却会因为他挑食而对他又打又骂。

杨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所以即使他的耳朵还被宋素白拧着，还是会面无表情地把包子馅儿丢进痰盂子里。

宋素白见骂他他不听，就会哭着吵闹着抓着自己的头发在沙发里打滚，说她真是倒了血霉，嫁了一个一无是处，只知吃喝嫖赌的老公不说，还生了这么一个感情淡薄的儿子，自己说他什么都不听，活像个神经病。

宋素白发疯的时候，杨峥沢也会跟着疯，带着一身的酒气，骂骂咧咧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有时会猝不及防地把杨涯从地上抓起来，掐着他的脖子使劲往茶几上撞，说什么一定要弄死他这个在家里白吃白喝的废物，然后宋素白又会扑过来和他打架，两个人在沙发和茶几之间扭打在一起，杨涯被他们夹在中间，总是被无故波及，却也不想躲。

那时的杨涯就对“神经病”这个词有了深刻的见解。

他是神经病，他们全家都是神经病。

而他的神经病完完全全是被父母逼出来的，杨涯从能懂事起就没再哭过了，感情像他的表情一样，匮乏得像只不懂思考的木偶。

他不会笑，因为实在是没什么值得他去高兴的事，也不会哭，因为知道哭没什么用。

杨峥沢和宋素白从未给过他一个孩子应得的亲情，于他们而言，杨涯只是个糟糕的意外，一个被迫接受的麻烦。每次夫妻两人打架，无论原因是否和杨涯有关，双方都会在事前挑剔他的毛病，事后又拿他来出气。

杨涯有时候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是这样的，成为父母或他人的附属品，接受来自他们恶意或者怒意的宣泄，他不知该怀着怎样的心情去面对这样的生活，只能麻木地接受，像一条被人用铁链拴着，关在笼子里的狗。

在杨涯的记忆中，确实有一条这样的狗。

也不知是哪户人家养的，小狗从小脖子上就挂着成年人手腕粗的链子，住在堆满了木柴的大笼子里，被人放在旧巷的巷口。

它的主人应该从来没有把它放出过笼子，没给它洗过澡，甚至没给它打扫过卫生，尽管小狗会躲到木柴后头去上厕所，到了夏天，笼子附近还是臭气熏天的，它的身上也脏兮兮的，明明是一只小黄狗，却因常年不洗澡而发灰发黑，毛发全都是一缕一缕地粘着。

杨涯没听小狗叫过，也没见它朝人摇过尾巴。他想小狗应该是很怕人的，或许没人摸过它的头，却有人打过它的脑袋，因为他曾经远远地看到小狗的头顶秃了一撮，结着血痂，没人的时候它会蹲守着自己总是铺盖着蚂蚁和苍蝇的饭碗，脚步声一响起来，就会躲去木柴后面。

杨涯时常会在笼子前停下，和小狗遥遥相望。

他看小狗时，也会在小狗黯淡无光的眼睛里看到自己。

他以为小狗和自己是一样的，算不上可怜，但活着实在是没什么意义，是件随时都会被丢弃的废品。

直到他遇见了岳钦。

杨涯第一次注意到岳钦，其实比岳钦真正捡到他要早得多。

在他现在的记忆里，那是十分模糊的一眼，却像一束光刺穿了雾霭，照亮了他混沌的童年。

那一次是宋素白没有按时去接他，他又一个人走回了家，远远地站在巷子外，看到一个比他高了整整一头的男孩背着个大书包，站在笼子前，往笼子里塞火腿肠。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笼子里的小狗精神振奋，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竭力地甩动着尾巴，不时嘤嘤呜呜地发出声音，杨涯当时的想法就是，原来狗也可以是这样的，终究和他不一样，他们并不是同类。

后来那个喂小狗吃火腿肠的男孩，也把火腿肠塞进了他的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