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八，年关的脚步声已响在巷口。屋檐下的冰凌滴着水，晾衣绳上挂着的咸鱼腊肉在北风里微微摇晃。

阳光虽然淡薄，却努力地将一丝稀有的暖意，涂抹在每一个为团圆而忙碌的身影上。

常松提着鼓鼓囊囊的行李和海货，像个得胜归来的船长，带着一身海风的咸腥和冰霜，猛地推开小院的门。

“英子！红梅！我回来了！”

他的嗓门洪亮，瞬间劈开了院子里积压多日的沉闷。脸膛是海上漂出来的黝黑粗糙，一笑，露出满口白牙，衬得那黑愈发扎实。

英子像只小燕子似的从屋里飞出来：“常叔！”眼睛亮晶晶地落在他手里那些稀罕海货上。

红梅系着围裙从厨房赶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看见男人全须全尾地站在那儿，心里那块悬了不知多久的大石头，“咚”地一声落了地。

她没说话，只是眼圈一红，快步上前，一把接过他手里最沉的那个包，手指攥得紧紧的。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她声音有点哑，低头掩饰着，手指还紧紧攥着行李袋。

常松嘿嘿笑着，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掏东西：给英子的是一双正流行的、带气垫的白色运动鞋；给红梅的是一件枣红色的羊毛衫，软和厚实。

“试试，看合身不？”常松把毛衣往红梅身上比划，眼神热切。

红梅摸着那柔软的羊毛，心里又暖又酸，这得花多少钱。她嗔怪：“乱花钱……赚点钱多不容易。”

“嗐！过年嘛！穿新的，图个吉利！”常松大手一挥，目光扫过院子，压低了些声音，“哎，红梅，还有个好事儿。我们船公司，年后仓库那边可能要添个人手，不出海，就在岸上，稳当。我寻思着……老刘……”

他话没说完，脸上的喜气像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冰墙，瞬间凝固了。

他看见妻子脸上的笑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混合着疲惫、担忧和痛苦的神情。

“常松，”红梅打断他，声音发涩，她把他拉进屋里，关上门，将那点刚刚升腾起来的家的热气暂时锁住。她艰难地、一字一句地，将厂里那些糟心事、下岗名单、她和张姐如今势同水火的关系，原原本本地倒了出来。

屋子里刚才还欢腾的空气，一点点冷了下去。常松脸上的光，也跟着一点点黯了。他沉默地听着，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

烟头的红光在他黝黑的脸上明明灭灭，像他心里那点刚燃起的火苗，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男人的难处不在于使力气，而在于有力气却没处使，眼看着身边人受苦，自己却像个搁浅的船，动弹不得。

半晌，他把烟掐灭在窗台的积雪里，发出“滋”的一声轻响。

“这事……难办了。”他重重叹了口气，粗糙的手掌抹了把脸，“这节骨眼上，去说工作的事，那不是帮忙，是去打人脸，是去显摆，是往人心口插刀子。”

希望刚冒出个头，就被现实冰冷的潮水狠狠拍回了海底。

有时候，生活给你的糖，还没等尝到甜味，就发现包装纸上沾着别人的血泪，这糖，便再也咽不下去。

一墙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