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18号，辽宁盘锦。
那天亮得格外早，也难怪，入了伏的夏天，日头来得总是急些。刚过五点，监狱高墙顶上那几道电网，已经被初升的太阳照得铮亮铮亮，一根根铁丝泛着刺眼的白光，在清晨的空气里不时地闪几下。空气里憋着一股子发闷的热，一丝风也没有，连喘气都觉得粘滞。墙根底下几棵老槐树上，知了早就开始了它们的聒噪，吱吱吱吱地叫个不停，那声音拧成一股细绳，直往人耳膜里钻，搅得人心里一阵阵地烦乱。
一大早，监狱那扇厚重的大铁门被人从里面拉开了，铁轴摩擦着生锈的合页，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门里被押出来几个人，一个个垂着头，手腕上铐着锃亮的手铐，脚踝上拖着沉重的铁镣，走动的时候铁链子哗啦哗啦地响，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刺耳。这几个人都是死囚，今天就要押赴刑场。
这几个人里，个子最矮最不起眼的那个，就是咱们这个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他叫李小宝，那年看起来也就四十出头的样子，可整个人干瘦得厉害，跟被抽干了水分的枯树皮似的，脸上没什么肉，颧骨高高地凸着，眼眶深深地凹下去。背驼得特别厉害，肩膀往前缩着，整个上半身弯成了一张弓。每走一步，脚踝上那副二十来斤重的大铁镣就往下坠一下，拽得他脚下踉踉跄跄的，身子晃来晃去，迈步都费劲。
头发稀稀拉拉的，顶上的头皮露了大半，在晨光下泛着一层青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的黑框近视眼镜，镜片厚得跟啤酒瓶底似的，那年头不跟现在似的，什么折射率1.67、1.74，镜片能做得又薄又轻，那时候都是货真价实的厚玻璃片子，压得鼻梁两侧都凹出了两道深印子。透过那厚厚的镜片，能看见他后面那双小眼睛，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说不清是害怕还是在盘算什么，目光总是躲躲闪闪的，带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贼劲儿。
乍一看这人，扔到人堆里绝不会有人多瞧他一眼。矮小、干瘦、驼背、秃顶、近视，样样都占全了。可谁又能想到，就这么个看着窝窝囊囊、畏畏缩缩的人，骨子里竟然藏着那么大的戾气，能把自己一母同胞的亲哥哥活活打死，又拿一把钢锯，把哥哥的尸身一点一点地锯成了碎块儿。那种狠，那种冷，藏在那么一副孱弱的皮囊底下，想起来都让人后背发凉。
这天大清早，市公安局的宣传通讯员赵老师已经早早地等在了押解车旁边了。老赵今年四十有六，干公安干了二十年了，什么案子没见过，什么犯人没审过？可今天他站在那儿，心里头还是止不住地犯嘀咕。他肩上挎着一台沉甸甸的采访录音机，那是台老式的砖头机，方方正正的，得有四五斤重，黑色的皮套子都磨得发白了。手里攥着一份判决书的复印件，白纸黑字，薄薄的几页纸，份量不重，可拿在手心里头，他却觉得沉甸甸地压手。
老赵抬起头，目光落在那个被两名武警一左一右架着的矮个子身上。那就是李小宝。他努力地想把这判决书上的三个字跟眼前这个人对上号，可怎么看怎么觉得对不上。判决书上头写着呢：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每个字都跟烙铁似的，烫得人心头发紧。可眼前这个人呢？脑袋低着，脖子缩在两个肩膀中间，厚眼镜片底下那双眼躲躲闪闪的，目光碰到人的视线就赶紧弹开，跟受了多大委屈的小学生似的，全身上下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凶悍劲儿。
老赵心里头翻了几个个儿，实在想不明白。真就是他？就他这么个模样，真能干出那种事来？
警车发动了，引擎轰隆隆地响了几声，排气管里吐出一股子黑烟。车子驶出了看守所的大院，拐上了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李小宝被安排在靠车窗的位置，还是那副勾着腰的样子，双手反铐在身后，腕子上的铁铐子勒得皮肉都泛了白。那副大铁镣被他搁在脚边的地板上，车一颠簸，镣子和铁皮车厢碰撞，就发出叮铃咣啷的响声。
老赵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跟这个人面对面说话了。车子再往前开，开到刑场，枪声一响，这个人就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作为宣传通讯员，他有责任记录下这个人最后时刻的所思所想，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也算是给这个案子留个底。
老赵伸出手，按下了录音机上的红色按钮。磁带盘开始转动，发出一阵细微的声。
李小宝，老赵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着平静一些，讲讲你的经历吧。从头讲，讲仔细点儿。
声音在狭小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连窗外知了的叫声仿佛都被压下去了几分。
李小宝愣了一下，慢慢地抬起头来，看了老赵一眼。就是那一眼，让老赵心里头又是一动，那双小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悔恨，甚至没有一丝波澜，就跟一潭死水似的，黑沉沉的，望不到底。就那么一眼，随后他又把脑袋耷拉下去了，下巴几乎抵到了锁骨上，声音低得跟蚊子哼哼似的，含含糊糊地嘟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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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是七八年回城的。那年我二十七。
1978年。那一年在咱们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什么样的年份，不用我多说。那是中国大地开始解冻的年份，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无数的下乡知青像潮水一样从广阔的农村涌回了城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是充满希望的年份，终于熬出头了，好日子就在前头招手呢。可李小宝说，他没有那种心思。
别人回城都高高兴兴的，我没有。我不知道回来该干啥，心里头空落落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还是低低的，就跟自言自语似的，眼睛盯着车厢地板上某个不存在的点，厚镜片后面的目光散着，找不到焦点。
我爹妈早就没了，死得早。家里就剩一个哥，叫李大宝。他也没结婚，也没有正式工作，就那么东一头西一头地给人干干零活，搬个砖和个泥什么的。我们俩光棍凑在一块过日子，那日子过的...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到月底就得算计着还有几斤粮票、几个鸡蛋。屋子里头也乱得不像样，脏衣服堆在炕头，剩菜搁在窗台上，都长毛了也没人拾掇。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喉结动了动，咽了口唾沫。老赵手里的笔飞快地在本子上划拉着，一个字也没落下。
按老话说，父母双亡，长兄如父。这个家里，哥哥李大宝既是兄长，又顶了半个爹的角色。李大宝没成家，没有老婆孩子拖累，一门心思就是拉扯这个弟弟。他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本事，就靠一把子力气给人打零工，挣个三块五块的，勉勉强强地想让哥俩的日子能往下过。可这世道，光靠一把力气哪有那么容易啊。李小宝说的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七个字，他自个儿说得轻飘飘的，可在旁人听来，那就是压在他心口上的一座山。
老赵脑子里浮现出那么一幅画面来：一间昏暗潮湿的小平房，窗户纸上破了洞，东北的冬天冷风嗖嗖地往里灌，屋子角落里堆着杂物、脏衣裳、喝了一半的粥碗，地是土的，扫也扫不干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和油腻味儿。哥俩面对面坐在那张缺了条腿、拿砖头垫着的方桌旁边，面前摆着半碟子咸菜、两个硬邦邦的窝头，谁也不说话，就那么干坐着。那得是一幅多么让人心酸的画面啊。
可要说从这一幕来看，这兄弟俩还是兄弟情深的，相依为命嘛。那怎么最后就发展成人命案了呢？
老赵等了一会儿，见李小宝又不说话了，就轻声提了一句：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李小宝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腔调，就跟在说别人的故事似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后来...回城第二年，终于给我分配正式工作了。在一个早点部当工人。
1979年，李小宝二十八岁。在那个年代，有个正式工作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啊。那时候绝大多数饭店、早点摊、小卖部都是国营的，能在里头当个工人，那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炸油条、蒸包子、擀面条，活计是累了点儿、脏了点儿，可好歹旱涝保收，月底有固定工资，有粮票布票油票，样样都不缺。这对于一个下乡插队十年、回城之后两手空空的知青来说，那可不就是天大的喜事吗？有了工作，就有了立足之地，就能在这个城市里头扎下根来，最起码能自个儿养活自个儿了。
可李小宝的心思不在工作上。他着急的，是另一桩事。
那时候我就想，我该成个家了，该找个女人了。
这句话说得干巴巴的，像是在陈述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实。可老赵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一些别的意味来。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别说二十八了，三十八、四十八没结婚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人过得自由自在。可在那时候，二十八岁还没结婚的男人，走在街上，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嘴里头说的就是老光棍三个字。那三个字跟刀子似的，扎在人心上生疼。
老赵注意到李小宝说找个女人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急切，一种压了太久的东西。
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老赵换了个话题，声音温和了一些。
听到这个问题，李小宝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光亮，像是干涸的河道里突然涌上来一小股水。就是...有正式工作的那年。我想，我该娶个女人了。
我该娶个女人了。这话说得直白到家了。以前不是不想，是压根儿不敢想。快三十的人了，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你说能不想吗？可光想有什么用？
李小宝把自己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这是他自己说的，就我这身材，我这长相，您也看见了，这属于残次品。
他说残次品那三个字的时候，嘴角甚至扯了一下，也不知道算不算笑。矮小、干瘦、驼背、秃顶、深度近视，这些毛病随便拎出哪一条来，在相亲市场上都不是什么加分项。再加上爹妈死得早，没留下什么家底，就剩个哥哥还是老光棍一条，自己虽然有了正式工作，可头一年的工资还没捂热乎呢，手里头穷得叮当响。他掰着手指头跟老赵数：没有好爹好妈，没有像样的家，没有攒下钱，没有体面的长相。数来数去，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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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连串的，让李小宝陷进了深深的自卑里头。他自己心里头也明镜似的，就自己这条件，城里头的好姑娘，谁愿意跟他呀？
就我这样的，哪有像样的姑娘愿意跟我？他嘟囔着，声音里带着一股子说不上来的怨气，可你说娶个瘸子拐子吧，我又不甘心。我还...我还害怕找个二手货。
这话说得当真不好听。自个儿条件不怎么样，却一心想找个处处如意的，好的吧又怕人家有过什么情感经历，怕人家身子不干净。这就是典型的那种又自卑又自负、又贪婪又挑剔的心态。他想得美，可世上哪有那么多美事等着他呢？这种拧巴的心思，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头，越长越深，也为后来那一连串的悲剧埋下了根子。
李小宝在心里头盘算了很久，权衡来权衡去，最后把目光投向了农村。
没法子，我就想着，只好找个农村的柴火妞吧。是个女的就行。
不过他还是给自己划了两条线，第一条，不能有残疾，身子骨得健全。第二条，不能是二手货，必须是干干净净的大姑娘。
柴火妞这个叫法，是那时候当地不少城里人对农村姑娘的称呼。这仨字里头带着城里人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带着几分轻视、几分漫不经心，好像农村姑娘就只是一捆可以随便抱回家的烧柴。李小宝嘴上说着是个女的就行，可他那两条条件摆在那儿，实际上他心里头的挑拣劲儿一点儿没少。
他跟我说，他不需要爱情，他只需要一个女人，一个符合他那两个条件的女人就行。
就这么着，托人牵线搭桥，他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叫刘敏，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长相一般，打扮也一般，哪方面都不是那种拔尖的人物。刘敏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摊上李小宝这么个人。
要说李小宝一点儿优点没有吧，那也不是。他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可这些年上山下乡、在底层摸爬滚打，嘴上那套功夫倒练出来了。油嘴滑舌的，知道什么话中听，知道怎么哄人开心。认识刘敏时间不长，就把人家姑娘哄得高高兴兴的，他抓住了刘敏最软的那根肋巴骨，刘敏想进城，想摆脱农村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想变成一个城里人。
认识不到一个月，我就开始对她有点动手动脚的了。她呢，也是半推半就的。
不到一个月，各位想想，这速度放到现在都够快的了，在那个年代，那更是快得没边儿了。俩人偷偷摸摸地在青纱帐里、在河坡柳树底下、在没人去的荒地里头，干柴烈火似的，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了。
可次数越多，李小宝心里头的疑虑反而越重。他心里头一直揣着那两个条件呢。第一，刘敏没残疾，这关过了。第二，她到底是不是一张白纸？她在跟自己之前，到底有没有跟别的男人好过？她这么主动，这么配合，怎么看都不像是头一回啊。
终于有一天，李小宝憋不住了。在一片荒地里头，俩人刚亲热完，刘敏正靠在草坡上歇着，李小宝冷不丁地就发了难。
他盘问刘敏，一句接一句，跟审犯人似的。刘敏一开始还嘴硬，可架不住李小宝那副不依不饶的架势，到最后，心理防线彻底塌了，哭哭啼啼地说出了一个藏在心里好几年的秘密，几年前，她跟她们村的一个村干部，有过那档子事儿。
李小宝听完那句话，就跟挨了一道晴天霹雳似的，整个人都傻了。他一屁股瘫坐在草地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脑子里嗡嗡地响。
那是认识他之前的事儿了，跟李小宝没有半毛钱关系。可对于李小宝这种人来说，对于那个年代那种保守的思想来说，这消息就是一把刀，直捅他的心窝子。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人踩在脚底下碾了又碾，他觉得自己的脸面丢尽了。
怎么办？跟她散？不行。凭自己这个条件，离了刘敏，哪个好姑娘愿意跟他？他心里头门儿清，自己就是个没人要的残次品，有人肯跟他就已经烧高香了。
可就这么咽下去？更不行。他咽不下去。那口气堵在嗓子眼儿里，上不来下不去的，憋得他胸腔都疼。
而且，还有更要命的事儿呢，刘敏怀孕了。七十年代末，那是什么风气？农村地区尤其保守，人言可畏，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你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了，转身就想不认账？那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脊梁骨都得叫人戳穿了。
李小宝躺在草地上，眼睛盯着头顶的天，天是蓝的，飘着几朵白云，可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就那么躺着，躺了不知道多久，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从牙缝里挤出七个字来：
认命吧。活该如此。
那七个字，背后是满满的不甘。他认命了，可他心里头不认。那股子愤恨在他的五脏六腑里头翻腾着，越翻越厉害。他恨刘敏不干净，恨自己没本事，恨老天爷不公平，恨这世道为什么偏偏跟自己过不去。他从地上猛地站起来，旁边刘敏还歪着身子靠在草坡上，正用那种可怜巴巴的、乞求的目光望着他。李小宝心头那股邪火一下子窜到了顶门，抬脚冲着刘敏的腰窝就是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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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下，刘敏被踹得翻了个跟头，趴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衣裳上沾满了泥土和草屑。
李小宝看也没再看她一眼，把衣裳抻了抻，转身就往村里走。他去找刘敏她妈，未来的丈母娘。
进门之后，他一股脑儿把满腔的邪火都撒在了老太太身上，又喊又叫，暴跳如雷，在堂屋里头转着圈地骂，骂得唾沫星子横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骂些什么。老太太倒是个沉得住气的，一句话也不说，就坐在炕沿上，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任他怎么闹、怎么吼，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等李小宝闹够了，喊累了，嗓子都哑了，老太太才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声音不高不低的，透着一股子干脆：
我闺女就是这样的。你愿意要，就结婚；不愿意，就散。
话不多，可句句在理。说完，老太太转身就进了里屋，往炕上一躺，再不搭理他了。
李小宝一个人站在堂屋当间儿，跟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整个人都瘪了下去。散？不敢散。娶？不甘心。他在那儿杵着，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沉。正进退两难的时候，门帘一掀，进来两个人，刘敏的两个妹妹。走在前头的是大妹妹，叫刘芳。
刘芳那年才十几岁，正是含苞待放的年纪，脸盘儿圆润润的，眉眼间透着少女特有的那种清亮和鲜活，跟地里的青苗似的，带着一股子水灵劲儿。她看见李小宝这副气急败坏又垂头丧气的模样，倒是没有害怕，反而挺和气地走到近前，轻声细语地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