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是北京城的万家灯火，一路流过去，像一条金色的河。方小林靠在座椅上，看着玻璃上倒映出的自己模糊的影子，心里涌起一阵踏实和甜蜜。她拿定主意了，这个人，她要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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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从那天起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丁永波的单位管得严，工作日朝九晚五，周末偶尔还要加班写材料，但只要是能抽出来的时间，他都会联系方小林。他们一起逛过北海公园，在初春的湖边上走过，柳树刚冒了新芽，风里带着水汽的凉意；也一起去过南锣鼓巷，在小店里吃炸酱面，丁永波吃得急，嘴角沾了酱汁，方小林拿纸巾替他擦，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那种平淡里透着的暖意让方小林觉得日子有了盼头，她甚至偶尔会忘记自己撒的那个谎，沉浸在这种被呵护被重视的甜蜜里。

可她忘了手机没电这回事。

那天是四月的一个周二，方小林早上起晚了，匆匆忙忙出门，手机随手揣进包里，到了公司才发现电量只剩百分之三，屏幕闪了两下就黑了。她想着中午找个充电器充上，结果上午事多，一忙起来就忘了，等再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手机充上电开机，叮叮咚咚涌进来好几条未读消息和未接来电提醒。

其中三个未接来电来自丁永波。

方小林赶紧回拨过去，那边响了两声就接了，丁永波的声音带着点急切：你手机怎么一直关机？我下午打了好几次，想着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手机没电了，忘带充电器，方小林连忙解释，不好意思让你担心了。

哦，那就好，丁永波语气松下来，停顿了一下，又说，我还往你们单位打了个电话。司法部办公厅，接线的人说不认识你。

方小林耳边嗡了一下，手指攥紧了手机。她稳了稳心神，声音尽量保持平静：办公厅好几十号人呢，有些是新来的同事，彼此之间还没认全。再说我们机要口的人平时不太跟其他科室打交道，接电话的不认识我很正常。

她说完就觉得这个解释太单薄了，怕丁永波再追问下去露馅，赶紧话锋一转，语气带了些撒娇似的嗔怪：再说了，领导对我们机要人员要求特别严，平时外线电话不能随便接的，你以后别往我单位打了，有事直接打我手机就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嘛。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丁永波了一声，说：行，以后打你手机。不过你可得保证手机常开着，别让我找不着人。

方小林长长吁了一口气，后背靠到椅背上，才发现手心已经湿了一片。她对着电话笑着说好，我保证，语气甜软，可挂断电话之后，她盯着屏幕上丁永波的名字看了很久，心里暗暗敲警钟：不能再出这种岔子了，任何一个细节漏了馅，这段感情就完了。

为了不让丁永波起疑，她开始刻意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跟丁永波一起出门，走到路口分开，一个往西一个往东，装作各自去上班的样子。实际上她往东走几条街就到了自己那家小公司，坐在格子间里处理文件、接电话、打印材料，每个月领那点微薄的薪水。中午休息的时候她会跟丁永波发几条消息，聊些日常，偶尔拍张窗外的照片发过去，让对话看起来自然随意。周末两人约会的时候，她从不在丁永波面前接工作相关的电话，也从不主动提单位的人和事，怕哪句话说错了对不上。

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小心，这张网就能一直兜住。可命运偏偏喜欢在人不设防的时候插一脚。

五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丁永波约方小林去海淀那边一家新开的湘菜馆吃饭。那馆子在一条商业街上，门面不大，但装修精致，饭点的时候人声鼎沸。两人挑了个靠里的卡座坐下，丁永波翻着菜单点了几个招牌菜，又给方小林要了杯酸梅汤，笑着说他老家就是湖南的，这家的剁椒鱼头味道正不正宗他一吃就知道。

菜刚上齐，方小林正夹了一筷子鱼头往嘴里送，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哎，小林？

方小林一抬头，脸色霎时就白了。站在桌边的是他们公司的老板，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王，头发有点稀，穿着一件藏青色夹克，身边还跟着两个客户模样的人，正端着酒杯敬酒。王老板看见方小林很高兴，冲她招了招手：小林你也来这儿吃饭？巧了，我正好请客户，这家菜确实不错。

方小林脑子嗡的一下炸了。她能感觉到对面丁永波的目光投了过来，带着询问的意味。那一瞬间她几乎是本能地做出了反应，碗筷一撂，霍地站起来，一把抓住丁永波的手腕就往卡座外面拉。丁永波猝不及防被她拽起来，手里的筷子都掉了一根在桌上，嘴里说着哎怎么回事，方小林已经拽着他快步往餐馆门口走，边走边低声急促地说：别回头，走就是了。

两人出了餐馆的门，方小林才松开手，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喘了两口气。丁永波满脸困惑地看着她：那人是谁？你同事？怎么见着就走？

方小林脑子转得飞快，低头拨了拨耳边的头发，做出一副嫌恶的表情，故意压低声音说：那人以前追求过我，被我拒绝了，后来一直缠着我，我不想见他。你别多想，走吧，咱们换一家吃。

小主，

丁永波皱了下眉，回头看了眼餐馆里面，又看了看方小林略显慌乱的神色，犹豫了一下，到底没再追问，只是说：行吧，对面有家饺子馆，去那吃也行。

方小林挽着他的胳膊往前走，步子迈得又快又急，心里七上八下地跳。她知道刚才那番借口漏洞不小，但眼下也只能硬撑着。果不其然，第二天上班，王老板把她叫到办公室，沉着脸问她昨天怎么回事，客户在场，她那样一走了之让他面子上很难看。方小林低着头道歉，但王老板并没消气，说她不尊重上司、缺乏职业素养，最后直接让她收拾东西走人。

方小林没争辩，默默办了离职手续。抱着纸箱从写字楼里出来那天，北京的天空很蓝，阳光照在司法部大楼的国徽上泛着金光，她站在路边看了好一会儿，心里堵得慌。工作没了，房租还得交，日常开销还得应付，最重要的是丁永波那边她还得继续圆谎。那些压力沉甸甸地压在她肩上，可她没有别的路可走。

失业之后，方小林靠做家教和打零工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但那些活不稳定，收入也不够花，她手里的积蓄一点点见底。到了八月份，她咬咬牙把剩下所有的钱凑到一起，在海淀区某个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租了一个小摊位，卖些小饰品和杂货，做起了练摊的生意。

摊位不大，一米多宽的台面，铺着块灰色绒布，上面摆着耳环项链发卡之类的零碎玩意儿，旁边支了个小架子挂丝巾。刚开始没什么客流，一天也开不了几单，方小林只能坐在摊位后面的塑料凳上看手机，时间过得又慢又闷。

紧挨着她的摊位是个北京女孩，叫刘晶晶，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圆脸，一头栗色短卷发，说话嗓门大，笑声也敞亮。刘晶晶卖的是各种手工皮具，钱包钥匙扣零钱包什么的，做工挺精致，价格也实惠，生意比方小林好不少。两人摊位挨着摊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来二去就熟了。刘晶晶性格爽朗，闲了就跟方小林聊天，讲她爸妈退休了在家养花养鸟，讲她弟弟还在上大学，讲她自己高中毕业后就一直打工换了好几个行当，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

方小林听着听着，心里慢慢就活泛了。刘晶晶家是北京的，父母有退休金，家境应该不错，出手也大方。方小林自己的摊位生意寡淡，入不敷出，手头越来越紧，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她开始琢磨，能不能从刘晶晶身上想点办法，弄笔钱应付眼前的难关。

十月份，方小林和丁永波领了结婚证。按照丁永波的想法，他好歹是国家机关的干部，结婚是大事，打算办个像样的婚礼，请双方的同事朋友和领导热闹热闹。方小林一听头就大了，要是真请了同事，丁永波的同事来了，她那假的公务员身份立马就得穿帮。她软磨硬泡地劝丁永波，说在北京开销大，咱们经济上还不宽裕，何必铺张浪费，领了证双方父母见个面吃顿饭就行，婚礼那些形式以后补上也来得及。

丁永波最开始不同意，说这样太委屈她了。方小林就拉着他的手，用那种让人心软的语气说：我不在乎这些虚的，跟你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婚礼就是个形式，等以后咱们条件好了，再补办个大的不迟。

丁永波拗不过她，又觉得她说得在理，到底还是依了她。两人就简简单单去民政局领了证，请了双方父母在一家饭店吃了顿饭，这婚就算结了。方小林松了一口气，以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迈过去了，可没想到结婚之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新婚没多久，丁永波就跟她商量说：咱家以后实行AA制吧。我这边负责交际应酬和家里大件的开销，日常买菜做饭那些家务开支你来出，你看行不行？

方小林那时候还沉浸在刚结婚的喜悦里，脑子一热就应下来了。可过了没两个月，她就尝到了苦头。她没有稳定收入，小摊生意越来越差，一天流水有时候连摊位费都赚不回来。每天买菜做饭的钱她从牙缝里抠，白菜豆腐轮着吃，连肉都舍不得多买几两。丁永波下班回来，看到桌上清汤寡水的饭菜，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眉头总是不自觉地皱一下。

方小林心里比谁都清楚，长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她想跟丁永波坦白，哪怕把以前的谎都说了，哪怕对方生气，但两个人是夫妻了，总不至于真把她怎么样吧。

那天晚饭后，丁永波难得心情好，靠在沙发上看新闻，方小林端了杯热水递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斟酌了半天，开了口：我跟你讲个事。我们单位有个女同事，谈了个对象，那男的特能吹，说自己是什么富二代，家里条件多好多好，把我同事哄得团团转。结果结了婚才知道，那男的家里就是普通工薪阶层，以前那些全是编的。

她边说边观察丁永波的脸色，见他没表现出什么反感，又接着说：我同事刚开始气得不行，可后来那个男的对她确实好，体贴顾家，日子久了她也就算了，就当不知道那回事。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婚姻里头，人比条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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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永波听了之后沉默了半响，把遥控器放下，转过脸来看着方小林，神情认真得近乎严肃：你那个同事太傻了。婚姻的基础是什么？是两个人互相忠诚。不管那个男人后来对她多好，一开始就骗了她，那信任就没了。要是换成我，肯定离婚，没得商量。

方小林脸上的笑僵了一瞬，手里的热水杯烫着她的掌心，她却像感觉不到似的。丁永波的态度太干脆了，干脆到让她后背一阵阵发凉。她把嘴唇边那些快要脱口而出的坦白一个字一个字咽了回去，喉咙里堵得发疼，面上却只能扯出一个笑容，点了点头说：也是，你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