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高三人组里面，张居正是不用考虑拉拢的，这个完全没戏，政治斗争虽然无需硝烟弥漫，但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超过战争，所以张居正不可能“为我所用”。再说，虽然很多后世的所谓专家教授拼命吹捧，说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给大明续命了几十年，但事实上，他的改革根本没有触及更深层次，因此并不彻底，这一点在后世也是有公论的，说是改革，实际上顶多算改良。甚至高务实对张居正在隆万大改革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以及改革的实效都有很大的疑惑。

比如说，取消匠户轮班制是早在嘉靖八年就开始搞了的，明显和张居正无关。而最先搞一条编法改革，则是从嘉靖十年开始的，到了隆庆年间已经是“视田为陷阱”、“富者缩资以趋末矣”(来源《明穆宗实录》)，可见一条编法的效果已经显现了。因此从整体上说，一条编法改革的主要成果不是张居正的，甚至连高拱都只能说是继承前人的正确路线持续推进。

那么张居正都干了什么呢？嗯，他将一条编法强行在全国推广，而不是像嘉靖、隆庆年间，视各地情况而定。这是功绩吗？恐怕不见得。对于工商业发达，土地兼并本就比较严重的南方地区，适合一条编法改革的，嘉靖、隆庆年间已经改过了。而张居正推广的地区恰恰是土地兼并不严重，工商业并不发达，其实并不适合此项改革的北方和四川地区。

此外，张居正还推动了强行征银。嘉靖的一条编法改革，一直是维持缴纳粮食，而不是银子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自耕农被官商地主多次盘剥。而张居正的强行征银，既增大官员逼无地少地人口银两的空间——因为如果是交粮，无地少地人口没有收成，官员造假就难上许多——还给官商地主每年两次发横财的机会。

张居正还搞了考成法，这个考成法大体上就是，不管你税银是怎么收的，朝谁收的，只要是能收上来，就算是业绩合格，否则的话就是怠政、懒政，你就可能要丢帽子或者大帽子换小帽子了。而且这个考成法还继承下去了，到了崇祯年间，官僚拷打陕西无地少地农民，大体上就是继承张居正的遗志——结果陕西考成的成果就是考成出了闯王。

张居正还重新丈量了全国土地，但丈量的成果如何呢？反正隆庆年间纳税民田是700多万顷，万历十年的纳税民田还是700多万顷。

最后，张居正还在实际上给了东林党出现和存在的土壤。东林党之类的官商利益网，在张居正排斥异己遏制民间舆论的条件下很容易滋生，顾宪成、李三才都是张居正时期得到官僚权力的。张居正的所谓改革，实际上对穷苦农民不利，对王朝也很可能弊大于利，但唯独对东林党所代表的那群官商最为有利，所以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党一掌权，就马上给张居正平了反。

东林党什么的，即便其中有部分人气节盈胸，但高务实作为红朝我党培养出来的年轻干部，一贯是看不惯只讲个人气节而不讲国家利益之辈的——你如果是个平头老百姓，不能做到“舍小家为大家”也就算了，但你身为国家高官，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国家要你何用？相对应的，纵然红朝也有贪污腐败问题，但回过头来看看，红朝抗洪抢险的时候是不是有危险“群众先撤，党员先上”？是不是“书记退撤书记，书记不退党员都不准退”？至少高务实当年作为县高官的秘书，在危急时刻从来都是跟着书记顶在抗洪第一线，动不动就是三天、四天不能下大堤的。

权利永远应该对应着责任。

当然，张居正改革的真正成果，高务实还是要肯定一条：不管手段高明不高明，至少国库里头总算不至于要饿死老鼠了。

虽然高务实一直都觉得明朝的税收体制问题很大而且很杂，但归根结底，继续找农民收税肯定是个饮鸩止渴的蠢办法，只有扩大税源，尤其是商税、关税，甚至工业税等，才是正理。

张居正改革弄到最后依然只是在农税上想办法，并且实际上出现了强制收取货币农税的情况，在高务实看来顶多只能算功过参半：固然有给明朝续命之功，但却也是在不断地透支朝廷的最底层民心，并且在他之后明朝沿着这条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就越发没有回天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