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旦到达某个层次，需要探寻未知的事物时，便是“知难行易”了。

罗家伦等几个学生代表先进去，找了美国公使，美国人知道学生目标是日本使馆，甚至夸赞了几句。

随后的演讲则是李谕，他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问题：

“最近我去了趟巴黎，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事情，虽然最终结果没出来，但情况非常不容乐观。

杜威说：“我想去看看游行，可以吗？”

吴炳湘在北京城这么多年，见了好几次学生运动，并没有强烈反对，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去吧，但务必小心，不要弄出国际交涉来，千万别忘了当年洋人怎么利用教案事件的。”

杜威却对游行这件事更感兴趣：“这是学生们真正意志的表现，既然他们不满和会，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如果他们的声音振聋发聩，上层却默不作声，才能昭示更多问题。”

今天上午，他们已开始集合。

李谕说：“中国园林讲究意境，就算贵国现在营造方面更胜一筹，却绝对玩不明白‘意境’二字，这是中国艺术中最灵魂的东西。”

而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在国耻日5月7日游行，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只好连夜拿出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多大洋置办了三千多面旗帜以及横幅。

即杜威认同“知难行易”。

孙先生深以为意：“我有同样的感慨，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其实在普通人看来，确实是“知易行难”，因为你总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

不过在使馆区毫无疑问又被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