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

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那真没道理了。

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也没办法，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

社会各界大为哗然，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

他们弄得确实失败，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不得不让人无语。

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不便发生直接冲突。

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点误会，人事方面配合得当，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几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

他们的职责就是随时揣摩研究日本的外交脉搏，防患于未然。

思路应该说还不错，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异常不成功。

国内非常担心代表团真的会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发到代表团，一遍遍声明：“国民誓死力争，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

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过也只能干等着。

这段时间，代表团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最好回复是：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先由和会暂收，等青岛等地开埠后，再交还中国。

虽然不能直接收回，但比经手日本好太多了，代表团可以接受。

只不过日本坚持已经定下的条约，应先交由日本再转交中国。——是个人就能看明白，小鬼子心口不一，嘴上说返还，心里肯定不想还，甚至想要更多。

英法意三国代表对日本的提议均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默认；美国最终只能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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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