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其实已经说出了最关键的一点。

剩下的唐绍仪自己就能想到，自然是让一个危害小一点的能取代大烟的东西来上位，既不会影响税收，又不至于成为毒品。

“我明白了！”唐绍仪说，“疏才兄弟，你真不愧是帝师，能想出来这么绝妙、两全其美的法子！”

李谕无奈道：“哪是什么两全其美，最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历史上看，真正将鸦片驱逐出市场的，的的确确就是烟草的出现。

说白了，烟草其实跟鸦片是一路货色，也是一种软性毒品，有成瘾性，也伤害健康。

但烟草一来相比大烟危害程度要低得多；

二来，烟草的大规模种植，对财政的贡献可能更大。

这就使得朝廷禁止鸦片最重要的理由——税收，有了完美解答。

至此，鸦片才可能开始被全面禁止。

说一千道一万，你能指望清政府或者民国政府达到建国后那种极为坚决的禁毒力度？

简直开玩笑，太看得起他们了。

所以李谕想到了这个曲线办法。

反正鸦片真正被禁止，不是靠别的，正是烟草抄了它的后路。

如果没有烟草的大规模推广，也许鸦片流传的时间会更长、范围更广。

唐绍仪激动道：“疏才兄弟，你不知道，袁大帅正想着再联合群臣上奏折，考虑推行《禁烟条例，只是没有考虑好后续策略。你真是帮了袁大帅的大忙！”

历史上，要到两年后，也就是1906年，清廷才真正下旨颁布《禁烟十条章程。

紧接着1907年与英国签署了《中英禁烟条约。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为鸦片开启中国近代史，到1907年终于通过正式禁烟条款，鸦片这个该死的东西在中国存活时间已经太长太长。

早就该滚粗！

然后1909年左右，清廷参加了万国禁烟会议，获得了国际的支持。

英国同意在未来十年根据清政府的禁烟情况逐步减少印度鸦片的输入。于是乎，清廷禁烟的外部困难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

当然了，这些事情越早推行越好！

唐绍仪立刻就用李谕家里的电报机给在天津的袁世凯发去了电文，汇报情况。

发电报的空当，李谕对王伯说：“你和赵谦去东交民巷的洋行，买几包卷烟，给你儿子先用上。”

王伯高兴道：“卷烟？能够治疗他的毒瘾？”

李谕说：“应该会有效，但也不能完全放弃‘干戒’的手段。卷烟不过是过渡手段，用数学里的话，这叫做代换与化简。把困难的问题先变成一个较容易的问题，然后再想办法。”

王伯听不懂什么“代换”、“化简”的数学用语，说：“先生果然是神仙一样的人，我这就去！”

唐绍仪发完电报，心情更加舒畅，连抽了几口雪茄，说道：“总算有个能够消灭鸦片的东西！”

李谕说：“此事还需要进行朝廷层面的推广。”

“帝师不用担心，只要是不耽误那些王公贵族赚银子，事情就好办得很！”唐绍仪说，但顿了顿又说，“只不过上海那边恐怕会看不下去。”

李谕说：“您指的是上海滩大首富沙逊家族？”

唐绍仪说：“当然是他们。我想你恐怕要抽时间去上海照看照看你的学校兴办情况，沙逊在上海租界里，可不简单。”

说起来，大多数人不知道，向中国输入鸦片最多的其实是一群犹太贩毒集团。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上海租界里的沙逊家族。

沙逊家族通过贩卖鸦片获得了巨大利润，使得其家族有“东方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称。

另外，在绝大部分普通人眼中还有一个错误认识：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向中国倾销毒品的主体是东印度公司。

这个观点是有误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东印度公司卖鸦片的比例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真正的情况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把鸦片经营权从东印度公司让渡给了犹太鸦片贩子。

当然这些犹太毒贩的国籍是英国，说英国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并没有错。

但是直接贩卖鸦片的不是英国政府，也不是东印度公司，而是向英国政府缴纳了大量税金的家族式犹太毒贩。

沙逊家族在鸦片生产地印度和销售地中国同时有据点，完成了鸦片产销一体，很多上海租界的外国人都感叹“银子像雪花一样流向沙逊家族”。

就连李谕此前见到的上海滩超级地产商哈同，早年也是跟着沙逊洋行混的。

林则徐虎门销的烟，差不多有一半就是沙逊家族的。

沙逊恼羞成怒，他正好和权势很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联姻，于是一起到英国议会游说，才使得英国议会以微弱的优势，投票通过发动鸦片战争。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

从这个角度看，沙逊家族这个超级贩毒集团，破坏力比后世的哥伦比亚或者墨西哥毒枭集团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