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第一次听这个词：“化肥？”

“就是肥料，化学肥料，简称化肥。”李谕说。

“肥料？”张之洞又问，“施肥用吗？”

李谕说：“没错。我看咱们的铁厂旁边就是兵工厂和钢药厂，我想材料还可以试着用来生产氮肥。”

张之洞不明所以：“这也行？生产肥料干什么？我曾经也下过地，见到村民都用着农家肥。”

李谕笑道：“那点哪够，如果可以使用化肥，起码可以提高一半的产量。”

张之洞讶道：“提高一半的产量？！”

李谕说：“是的，这就是现代工业的力量。”

这种话李谕只能给张之洞提。

因为实际上晚清的高级官员大都并不太关注农业生产，这是地方官也就是县令们最看重的。

毕竟田税是县令的最大收入来头，这块收入按照官场规矩，是无人敢动的。

高级官员们都知道下面官员的做法：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手段抬高粮价。以前地方官是踢一脚称米的器皿，这一脚蕴含了地方官的看家本领，一脚下去粮食就少了。

但到了晚清，地方官已经直接撕破脸，几乎等同明抢。直接不要米，而是折合成银子上缴。

这里头能操作的空间可比踢一脚大了太多太多。

比如一两银子本来折合100斤米，但是地方官们直接提高到100斤米要交5两银子。

其中翻了四倍的利润空间就是官员们用于中饱私囊。

不是明抢是什么？这就是晚清“爱民如子”的“父母官”。

但上头官员基本不会管，因为大部分钱县令又要通过各种炭敬、冰敬孝敬上去。

这是晚清官场的顽疾，而且是晚期恶性肿瘤，没治了。

当然除了这个，晚清政府换上的晚期癌症还有不少，早就病入膏肓，任人宰割。

由于田税非常关键，即便是平时比较仁慈的地方官，到了钱粮征收的时候，也非常狠辣。

清朝有两个特别擅长写日记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写了差不多130万字。

另一个是广东一个县令，名叫杜凤治，这家伙更狠，当了14年县令，写了400万字日记！

对于晚清史，这都属于非常珍贵又真实的史料，因为是自己写给自己，比较私密性，不会考虑太多其他因素。

杜凤治就算是个当地百姓交口称好的县令，但是人家每年收入也有两万多两白银了。

平时他对百姓属于还算不错的，但到了征粮的时候，直接变了一个人一样。

因为田税征收不仅大大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是直接财源；上头对征收不力的处罚也很重：征税完不成10%的，不准升迁，还要罚俸一年；完不成50%的就要革职。

杜凤治自己就说过，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花在征收田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