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他一振衣冠，朗声说道：“照刘编修所言，只要施仁德，重纲常，便不会有谋逆之事发生了？”

“然也！”刘宗周大声作答，不避不让。

王夫之谈然一笑问道：“听刘编修所言，并不否认洪朝一朝重纲常，只是失于仁德。”

“然也！”

“然刘编修先前说过，洪武年间，严百官，厚诸王，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赐待诸王。可见明太祖仁德之薄，乃薄于百官，而非诸王。

其待诸王，可谓是优渥有加，仁至义尽。换而言之，洪武待诸王既讲纲常，又施仁德，然起兵谋逆者，恰恰是燕王，对此，不知刘编修何以自圆其说？”

王夫之这番辩驳，确实精彩之极，竟把大师级的刘宗周驳得哑口无言，一时无以作答。

王夫之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抱圆对秦牧一揖，朗朗说道：“陛下，由此可见，施仁德，重纲常，导民向善，此固人君所应奉行之。然光靠仁义道德，纲理伦常，并不足以保社稷安定、百世平宁，是以须施以律令，严然约束，防范于未然也！”

王夫之并没有全然否定儒家，但却更强调法家，以法制厘定一切。

当然，他的中心思想还是“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换以言之，他的思想是对待百姓，当以宽仁教化为主。而在吏治上，却提议用严法加以约束，以清吏治。

在他看来，一个百姓再坏，养成的损害也是有限的。

而一个官员要是坏了，那就是祸害一方。

就内心而言，秦牧是非常欣赏他的这套治国理念的。

但秦牧也知道，为人君者，不能过于理想化，君主统治的基础，在官不在民。

如果过于苛待官吏，不免要动摇统治基础。

洪武之世，将兵权都交到儿子手上，官吏掌控的兵权有限，他行严刑酷法也没人能造反。

但现在自己就秦业一个儿子，若是也象洪武帝那么干，后果如何很难想象。

所以说，王夫之的治国之道虽然好，但有些不合时宜，需要国家稳定，等大秦正统深入人心之后才可以施行。

以法治国的思想，商鞅还说过一段说：法枉治乱。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

秦牧个人觉得，这绝对是非常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