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明白他会怎么做了。“我不会签这份伪证。”他重复了一遍，一字一顿，“今天不会，以后也不会。”

克莱门神父盯着他看了许久，出乎意料地笑了笑，没有说话，收起证词和钢笔，离开了办公室。

门又锁上了。

值守电话的胖男人回来了，带着咖啡，一边喝一边翻看色情杂志。到早上七点，他也离开了，路过办公室的时候一眼也没有看安东尼奥。稍后，早上八点，一个警探和一个制服警把神父押进拘留室，重新给他戴上手铐。这里没有窗，只有一个开在天花板的换气扇，嗡嗡作响。他独自在里面等了很久，也许两个小时，也许五个小时，警探终于回来了，带着同一份证词，问他是否签字确认。

安东尼奥说不。

接下来几天都像化开的白色颜料那样糊在一起，分不清头尾。小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的，有人给他送水和食物，每次都是一样的，一杯冷水，一份干得掉渣的面包，配着黏糊糊的罐头豌豆，或者令人生疑的燕麦稀粥。警探不再问他是否签名，转而盘问他“用什么方法贪污教会公款”，并且警告他“教会给出了确凿证据，你肯定要去坐牢了，伙计。还不如帮自己一个忙，认罪，看看检察官愿不愿意减刑”。

“我没有。”他一遍一遍地重复，我没有，不是，不对，不正确。不，我不签名。

然后，基里安打来了电话。

他们让安东尼奥到一个看似档案室的地方去听电话，把他的左手铐到文件架上，听筒塞进右手。神父缩在凳子上，紧抓着电话，不知道能说什么。基里安也在等他，两兄弟沉默着听了一会电流噪声。

“你还好吗，安东尼奥？”基里安问，从罗马。

他开口想回答“不”，但喉咙堵住了，泪水刺痛了眼睛。这可不是安东尼奥预想中的反应，他想念基里安，但绝没有到这个程度。更合理的解释是连日审讯之后，熟悉的声音刺破了某一个鼓胀的情感脓肿。他颤抖着深呼吸，请了清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