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然地点点头，上次因为SIP的受害者小杰拜托了警察大叔，但当时也没能成功说服家长尸检。

“这个自杀的学生家里是农村的，很穷，就是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异，所以以全额奖学金再加生活费补助被伊津录取的。”他说，“我怀疑当时她从楼上跳下去的时候，屋里还有其他人在，也就是她的室友。”

“然后呢，这个室友说什么?”我问。

大叔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她什么也没说。”

“这个学生跳楼之前，估计产生了一些什么幻觉，夜里十一点左右，她跑到阳台上用方言大喊大叫还唱歌。不少学生都出来骂她，叫她别吵了，结果却不料眼看着她自己翻出阳台掉下去了。”大叔说，“她室友说自己当时身体不舒服，睡觉了，根本没看到这些。十来个目击证人的说辞也能证明她并未出现在阳台或者附近的地方，但总归她是死者生前最后接触的人，生活上和她的交集也比较多。”

“可是她拒绝承认、拒绝沟通？”我问，“这不就显得更诡异了吗？如果她没有什么隐情，大可以和你交流，洗清自己的嫌疑。”

“万一她自己也在用药呢？”边尧说，“如果接受了警方的质询，她自己用药也好或者当时其他的什么所作所为就要被记录在案了。”

我偃旗息鼓：“哦……这倒也是。”

“而且她家里十分有权有势，我们这边也不太能得罪。”大叔摊摊手，“何况我们因为其他的案件，和他家本来就有点不对付，即使她本人本来想说什么，她的家长和她家的律师也是绝对不可能安排她和警察见面的。”

“哦。”边尧说。

大叔敏锐地警惕道：“什么意思？你要干嘛。”

我：“哦。”

大叔问我：“他要干嘛？”

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凑热闹跟着哦一句。”

大叔：“你！？”

边尧开口道：“伊津的学生，除开你刚才说的那种拿奖学金的苦学生，其他大多出自政商显贵人家，上学是其次，最主要是去学校社交、培养日后的交际圈子。试想这个室友的家里若是想要安排她日后从政从商，是绝不可能冒险留下这样的污点，或者是可能成为她把柄的东西，影响她今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