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崇训一琢磨，点头道：“少伯这么一说，也是个办法，她实在不愿意出面，咱们借个名义就好了。”

幕僚们一合计，说干就干，王昌龄也不推辞亲自动笔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章。虽然是假借之名，但王昌龄觉得干这事儿是合乎百姓社稷利益的好事，所以就毫无心理障碍，写得那是一个通顺。他虽然受到重用之后没闲心写多少诗了，但才华明摆着，写篇文章不是信手拈来？

名曰《嗣泽王妃告天下书》，文中惟妙惟肖地将王妃如何在内府听得张仁愿和李义珣密议，又如何在“小义”与“大义”之间权衡，各种细节犹如王妃的自我剖析，完全以女人的心理来用词用句……显然描述女人心思的好诗文都是男人写的，不然哪来那么多叫好的闺怨宫怨诗，那些诗敢情真是出自怨妇之手？妇人那是有苦说不出，只有才华通达的文人墨客才能将其述诸文字啊。

最后落名“武陵龚氏”，作为原始材料，按理应该加个手印。王昌龄见不到龚氏，又图省事便心道：龚氏贵为王妃，定然从未受过刀笔吏之辱，也就不可能在什么纸上留过手印，反正是难以考据的事儿，再说原档肯定是存入朝廷内部，传达出去的都是重新手抄的复件，哪里去辨真假？

于是他便随便拉了个丫鬟，让她在纸上按了手印了事。

那丫鬟还被吓着了，哭丧着脸问王昌龄：“奴儿不识字，明公让奴儿画押的是什么东西，卖身契么……”

王昌龄没好气地说道：“你已经卖过身了，再卖一次关什么事？”

“二龄”这帮幕僚团到了薛崇训身边后，办事是相当效率靠谱，不出一天工夫，“告天下书”就快马出了上郡，直报长安。

这件事的内幕只有政事堂那几个老油条知道，其他人半信半疑但无从考证真假。朝里那帮文官也不用管真假，反正是给张仁愿脑袋上扣帽子的东西，一口就认定是真的，然后通过政事堂发布正式官报，以京师长安东都洛阳为中心向周围广大的地方官府传播。

更过分的是驿站上粘贴通缉文书官府政令的告示牌上都贴上了，在长安政令尚且畅通的条件下，这种消息传播的速度并不慢，要不了多久就搞得路人皆知……读书明理的人当然会多个心思对文章持保留态度，但是那些普通商贾百姓听说了就很容易被蛊惑，自然是一个劲地唾骂张仁愿忘祖背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