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到底是胜是败？有时就连王安石自己也说不清楚。

也正因此，对于“募役法”，他是下了十足力气的。就连颁布细则，让官吏“议定”，也是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可以依靠此法，清除朝中那些对新法拒不从命之人，也能通过此法充盈国库，让地方州郡财政不至于举步维艰。“募役法”得利的终归是下面百姓，而那“免役宽剩钱”，不过是从中上之家取财的手段。他现在没法真正对豪富、官宦之家动手，但是那些家资不菲的兼并之家，还是能动上一动的。

若是能均贫富，想来下层百姓也有一条出路了。

然而想是这么想，真正面对报上的案件时，就连王安石也难免陷入了沉默。他是在地方做过官的，也亲眼见到过衙前之类的重役，是如何为祸乡里的。这也是他推行新法，一意要改动“差役法”的根本。

可是当这些“疾苦”变成了“人命”，带给人的感官就不同了。

《日新报》连续刊载了十期，每期都是一个涉及人命的案子。自戕的、暴毙的、落草的、弃家的、杀官的……十个案子，就闹出了二十七条人命。还有多少案子隐藏在其下，又有多少人因恶法而亡呢？

这是个连王安石都不愿去深想的事情。他比旁人更清楚，变法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引来极大的反弹和抵触。但是他的本意，是为了挤掉痈疽，破而后立。可若是他的新法也不完备呢？会不会同样成为恶法，让无数人因此破家丧命。

韩琦奏章上叱骂的“损下户而益上户”之言，如今简直锋芒在背。坐在书案前许久，王安石终究还是按捺不住，提起了笔。

他曾对那人说过，有甚建言可以写信，谁料对方却把心中所想放在了报上。既然那人不写，他就要写一写，问上一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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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邈没料到会再次收到王安石的信。然而通读过后，他略略松了口气。比起当年的书信，乃至亲见那一面，这位王相公的口吻明显软化了不少，虽说仍旧顽固，却不再咄咄逼人。

而他的问题，对于韩邈而言，也不算难答。刊登这样的案件，是在动摇人心，细民无智，哪有分辨的能力，并无多少益处。这些，韩邈都不反对。毕竟他能读到无数的来函，能让亲随打听市井言论。真正看透役法优劣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不过是人云亦云，或者根据自家利益来判断新法好坏。

既然案件无用，他的目的达到了吗？

韩邈吁了口气，提笔写起了回信。法在人为，既然朝廷对那千千万官吏，并无强有力的约束手段。那么任何旨在“富国”的行为，都要成为害民之举。国可富，却不能在征敛之上。开山采矿，拘海晒盐，哪怕是汴水上的一座座水力作坊，都比征敛要靠得住。财富是要靠人得来的，不论是耕地的农夫，制造的百工，乃至贩卖货物的商贾。唯有让他们更快、更好的生产、发卖，方能生财，让更多人得以安居乐业。而朝堂最该做的，就是少给他们添麻烦。

当免则免，当减则减。贫户果腹都已艰难，还要纳税、应役，稍有天灾人祸就要家破。在他们身上敛财，又能炸出多少油水？多几头牛就是中户了？没有牛，如何增加田亩产量？可是朝廷竟然连牛、犁这等物事都要征税，谁还敢用心耕地？更勿论一个衙前重役都能压垮的中户，就别妄论“兼并之家”了。真正良田千顷，家资巨亿之辈，助役钱也只有区区三十贯。厚此薄彼，不过如此。

役法当然要改，但是不改视之为“富国之术”。朝廷核算免役钱，究竟多少，该有个定数。既然为天下计，何不多费些心思，细细思量一番呢？

韩邈下笔飞快，也不咬文嚼字，任一行行墨书落在纸上。他非士子，更无主政一方的经验。但是财政终归还是靠算的，若他一个商人都能算出不妥，朝廷诸公总该有更好的解决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