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还有人看不清形势，逆潮流而动，就怨不得他人了。

所有牵涉叛乱的官吏，无论文武，皆由法曹和监曹依据相关法度处罚。

同舟社的根基不在士大夫，也没有“不杀士大夫”的“好传统”。

不想妄丢前程和性命，就要积极适应同舟社新的生存法则，活在新世界，还想延续老传统，谈都别谈！

其二，“减税令”。

在赵宋高额的税收基础上，同舟社治下所有田税削减三成，以后还要逐步论证削减相应的钱、役、献、捐等不合理税种。

此令惠及包含官田佃户到大地主在内的所有阶层，以占据道义制高点，为的还是进一步强力推进梯级税制。

减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藏富于民”，历史上所有执行藏富于民政策的朝代，最终富了的都是极少数人。

而财富过度集中，官府通过税收得到的财富越来越少，没办法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王朝便会逐渐走向死亡。

“减税”的最终目的恰恰是通过减掉不合理的朝廷实际也收不到手苛捐杂税，为中下层百姓增收，扩大内部消费市场，增加工作岗位和税种，增强社会经济活力创造条件，从而做大经济总量，以创造更多的税基点。

而对各行业龙头和掌握社会财富的上层，则要通过梯级税制收取更多赋税，并限制其发展。

以此，双管齐下，不断增加政府总收入。

只有掌控更多资源的政府，才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再分配中，从而达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目的。

财富只会追逐更多的财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指望藏富于民富起来的富豪们“自觉投身公益事业”，或许某些个体可能做得到，但就整个富豪阶层来说，绝不可能。

税收和再分配是延续王朝命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绝不能假借他人之手。

其三，“重商令”。

相对于农税“一刀切”的总体减三成，工商层面的税种和税率调整就要复杂得多，但总体上也降了大约一成半。

追求更多社会财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藏在人性中的本能。

旧体制下，百姓有钱后，除了购买土地扩大生产外，基本没有更好更稳定的盈利兴家手段了。

社会各阶层有了钱就置地，地多了更有钱，有钱再买地，以此循环，成了死结。

打破这种死循环，不能野蛮的杀杀杀，更不能只限制不引流。

不然的话，掌握大量闲置资金的豪族大户出于种种顾虑，也会不断挖地窖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