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佃种自家土地，小地主受到的影响很少，大地主却不行，只能跟着减少地租，以保证继续经营。

这就是同舟社必须掌握大量公产的原因之一，手中没有大量官田，靠行政命令强迫地主降租，难度大、效果差，还容易反弹。

同舟社拥有官田的田底，调整“自己的”地租天经地义，任何人都无话可说。

而地主跟着调整地租后，其收益就会相应减少，再遇到突发的自然灾害，破产的几率便会大增。

另一方面，在同舟社的治下，隐田偷税的难度骤增，其中的风险也更是承受不起。

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就会急剧下降。

以此，便可逐步实现土地资源的逆流动。

徐泽并没有想把事情做绝，此项政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打击土地兼并的主力——大地主。

但对代表此时先进生产力的小地主则轻轻放过，对自耕农更是没什么影响，再配合其他优惠政策，必然能鼓励小地主和自耕农勤劳致富。

即便是近千年后的新华夏改革开放初期，家庭式劳作仍是农耕的最优解。

所以，在同舟社治下，保留大量自耕农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国家大政。

衡量任何经营方式先进与否，主要看其是否能合理利用社会资源，能否达到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资源最佳配置，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其中一项重要标志就是劳动者能否与生产资料自由结合，更自由的供需关系，才有更强的经济活力。

不管是发展农业，还是鼓励工商，都需要相对灵活的户籍制度相配合。

所以，同舟社还继承了赵宋相对宽松的户籍制度部分条款。

徐泽虽然计划将土地逐步收归国有，却不希望把大部分人都束缚在土地上。

这方面，赵宋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且积累了不少经验，没必要因为改朝换代，就故意开历史倒车。

同舟社治下的人口同样可以自由流动，但每个人入学前（主要是考虑此时颇高的幼儿夭折率），必须到官府建立户籍资料，不然的话，无法享受国家关于入学、授田等方面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