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主的交接有多种方式，有的仍在坚持选贤任能，有的兄终弟及，有的父子相承，历史选择了最稳定的形式——父子相承。

以后还会回到更有效率的传承方式——选贤任能。

但这要社会高度发展，百姓普遍受到良好教育，认知能力极大提高，且信息相对透明的未来社会才行。

人类社会的演进并不平衡，也不具有唯一性，实际上，有很多个方向。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政权采取其他的传承方式。

比如契丹人立国之前的大贺氏族联盟，就是每隔三年，在八个联盟部族中选一人作为联盟首领——典型的选贤任能；

而正在与辽国大战的金国政权，则是兄终弟及（其实大宋立国之初也是这种现象，并留下了“金匮之盟”悬案）。

但不管社会处在哪个阶段，使用哪种交接方式，都改变不了政权的本质：

百姓以钱粮、徭役等方式供养国家和官府，国家则提供安全、生存、文化、教育、卫生等各种公共服务产品。

判断国家（王朝）的文明程度，主要看其提供的公共产品种类和数量。

以这条标准来衡量，华夏自有文字可考的周朝开始，国家的组织形式一直在进步，惠及的百姓越来越多，为纳税百姓提供的服务产品也越来越齐全。

但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期间也有一些倒行逆施的政权——都没有长久的国祚。

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千年以后，大同可期。

大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徐泽在《大同说》中隐约提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同时期的游牧、渔猎政权，组织形态与华夏不同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什么“教化”。

但他没有提阶级论，因为这是徐泽和他的同舟社驾驭不了的力量，也是在这个时代注定会被封杀的理论。

传播不了的理论，写得再深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大同说》中，徐泽贴心地为大宋解决了立国合法性的问题——结束乱世，建立了自古以来提供最多公共服务产品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