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些事情在世界各处都会发生，所谓的对抗，到底在对抗什么？一群人对抗另外一群人，收获了什么？国家的威望？名声？可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多么可笑，因为一道铁幕，一堵墙，无数普通人的一生都被改写，被迫与爱人和亲人相分离，而相见却遥遥无期。

很多人都会讲大道理，可我不懂什么大道理，尽管已经人到中年，却不如少时清醒。我越发感觉迷茫和荒谬，心理状态就直转急下，理查德建议我去报考医生执照。

他说，你总得找点事干。

也许他说得对，后来我才明白，我19岁时被关在地下监狱的那段日子尤利安逼我看书，被迫叛逃的那几年他要我去救乔治，无非就是想给我找点事干，人不找点事干很容易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对于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我来说无比危险。他很早就看清了我，看到了我的怯懦，也知晓我的执着。

于是我开始考医生执照，那一年，1975年，理查德已退休，时常还会辅导我的学业。

我也不再和他吵架，尽管尤利安的消息又断了，但至少我有了考医生执照这件事。

这件事又拴住了我的命。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我结束考试后回到公寓，理查德坐在一片黑暗中，当我开灯时，发现他正在哭泣。他很悲伤，我从未见过他那么悲伤。

他说，莱茵，你的父亲，兰德尔去世了。

我瞬间大脑充血，请原谅我吧，在那一瞬间我竟然忘记缅怀我那去世的父亲，而是在想，万一我和理查德一样，悲惨到至终都不能再见到那个人怎么办？

我嚎啕大哭，嘴里竟喊出了“尤利安千万别死，再多等一等我”这种话，理查德前所未有地发了脾气，快六十岁的人抄起家里的棒球杆狠狠打了我一顿，他说他这是为我父亲打的，也是为我打的，他骂我不争气，说我要是早听他的话也不至于沦落现在这个地步......

打完我后他又抱着我哭，说他对不起我的父亲，对不起我，从那天开始，理查德的身体状况就急转而下，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他的瞬间苍老让我意识到原来他的命也是拴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这该有多么危险。

1977年，坐在花园里休养的理查德突然对我说，克格勃对我的追杀结束了，只要我不踏入苏联以及其管辖内的国家，我就是安全的。我问他什么意思，他不看我，目光落在花园中摇曳的矢车菊中，说，你自由了。

我自由了。

没有克格勃再追杀我了，可我依旧不能回去，依旧是苏联板上钉钉的“头号叛逃分子”。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放弃了对我的追杀，可我早已麻木到不再抱有探寻究竟的好奇心。

十六年，我被追杀了整整十六年。

和他也分开了十六年。

恍然如梦。

后来我告别理查德，回到了西柏林。自此我便住在维克多少校的公寓里，开办了自己的诊所，成为了梦想中的“穆勒医生”。

当我第一次拿起手术器具，挽救病人生命时，有那么一刻，仿佛萨沙就站在我身边。

他笑着，注视我，并不说话。

但他给我很多信心，让我相信自己的确有那个能力。

萨沙，萨沙......我的萨沙......你看到了？

那堵墙，那堵横亘在东西柏林，将我和他分开的那堵墙……

闲暇时我时常走在柏林墙下，抚摸那冰冷的墙体，萨沙，你说当时尤利安建造这堵墙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他亲手建立了一堵把我和他分离的墙，他那时就知道我们会分离这么久吗？他是如何咬牙把这堵墙建造起来的啊......

我知道自己是个奇怪的人，但奇怪的不只是我，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柏林墙下痛哭，思念另外一边的人，我并不独特，我只是这个荒诞年头里普普通通的一个。

萨沙，萨沙，你听到我在哭吗？

你不是说，你是一阵风，一道月光，永远在我身边的吗？

大概因为情绪持续低落的原因，1980年，我终于病倒了，诊室里的护士小姐凯瑟琳照顾我时，听到我在迷迷糊糊喊着许多名字。可那些名字她一个都不认得，善良的她只能到处去打听。或许是因为她太过随意去打听一些不得了的大人物，终于吸引了一些目光。于是在那年年末，我的病床前来了一个人。

他把我抱在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莱茵啊，这么多年，你究竟去哪里了？我的莱茵.......

我们竟然都老了啊，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