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想起来，心里忽然一酸。

“走了。”他嘟囔了一句，大步流星地走下台阶。

走了两步，又折返回去，推开指挥部的门。

余生还站在地图前，手里拿着指挥杆，不知道在看什么。

“司令员。”

余生转过头：“你怎么还没走？”

李云龙站在门口，挠了挠后脑勺，想了想，说：“没别的事。就一句话——这次反扫荡，我第一军分区，绝对不会让鬼子踏进根据地一步。”

余生看着他，沉默了三秒钟，然后笑了。

是那种李云龙最怕看到的笑。

但这次，李云龙没有躲，而是挺直了腰板，用力地敬了一个军礼。

然后转身，走进夜色里。

余生看着那扇被关上的门，慢慢收起了笑容，重新转向地图。

地图上，日军的进攻箭头密密麻麻，像一群饥饿的狼，从东、西、北三个方向朝太行山腹地扑来。

但余生看着那些箭头，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焦虑，只有一种笃定。

1944年5月初，瑞士伯尔尼。

周卫国站在联邦宫对面的钟楼酒店三楼窗前，手里捏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

窗外，阿勒河静静流淌，把老城区切割成两半。河面上有天鹅在游，姿态优雅得像是不知道欧洲正在打仗。

他在这里已经等了三天。

三天里，他每天清晨站到窗前这个位置，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看着教堂的钟楼影子从西边移到东边，看着街上的瑞士人步伐从容地走过！

这个中立国的一切都透着一种诡异的平静，仿佛海峡那边正在绞杀的千万条生命，只是一场与他们无关的遥远噩梦。

“周先生。”身后传来孙德胜的声音。

周卫国没回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