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满三十七，升了职。新办公室比原来大了一截，窗户也宽了，能看见街对面那排老槐树的尖顶。我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摞了七八个卷宗，最上面那个用红笔标了“急”，字迹被茶水渍洇了一点。窗外天已经暗了，路灯还没来得及亮，光线从白变成灰蓝，像一缸慢慢搅浑的水。我用笔帽戳了戳桌上那盆多肉的土，发现手指尖是凉的。那是九月的初秋，暖气还没来，办公室里冷得不像话。
升职之后工作量翻倍，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入睡不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梦，场景被抽掉了声音和颜色，只剩一个人在梦境里静默地走动。那是个女人，我在梦里看不清她的脸，只知道她个子不高，卷发，老式的那种大波浪，黑黑的垂在肩侧。她在我的客厅、厨房、阳台之间穿行，步子不快不慢，像是在认路。我站在梦里某个固定的位置看着她，她从不看我，只是走，一圈一圈地走。
后来她开始靠近我。梦里的场景从客厅换到了卧室。我躺在床上，身体动弹不得，眼睛半睁着，那条窄窄的视野边缘能看见她站在床尾，低着头看我。光线太暗了，我看不清她的五官，可我清楚地感觉到她的目光，那种目光不重，却像一层湿布覆在额头上一样闷。她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话，可我听不见声音，一个字都听不见。只有嘴唇翕动的轮廓，像是隔着一扇厚厚的玻璃在喊。那段日子我睡眠极差，白天在单位看卷宗的时候会走神，笔尖停在纸面上洇出一小团墨，等回过神才把它划掉重写。同事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我说加班累的。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一个月后的一个周六。
我约了一个朋友去烫头。那间发廊开在一条旧街上，门脸不大，两块落地玻璃被水汽蒙得灰蒙蒙的，推门进去能闻到烫发水的气味，热烘烘的，混着头油和洗发水被吹风机带起来的味道。里面没几个位子，三把转椅靠着镜子排成一排，镜子上贴了几张掉色的发型图，其中一张缺了角，露出下面发黄的泡沫板。那天下午来的人多，我们只能坐在靠墙那排塑料椅上等，我翻着一本旧杂志，翻到第三页的时候，肩膀被人轻轻拍了一下。
我回头，看见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姐站在我身后，穿着灰毛衣，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夹了一只暗红色的发卡，卡子有点歪，像是随手别上去的。她冲我笑了一下，那笑容不深，但我能看出她是专门来找我的。她拉了张凳子在我旁边坐下，靠近了一些，声音不大，刚好能让我听见：“妹子，你最近是不是遇上什么不顺利的事了？”
我客套了两句，说没什么，可能是工作太累了。她没接我的话，盯着我看了几秒，那种目光很稳，一点都不闪，像医生活掏之后看X光片时的表情。然后她低声说了一句：“那个东西已经贴你很近了。你身上沾了它的气，再拖下去，它就要上你的身了。”她说“东西”的时候没有压低声音，也没有加重语气，可那个词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我后脖颈上的皮肤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凉飕飕的。
我刚想开口敷衍她，她的脸色忽然变了。那种变不是慢慢过渡的，而是一瞬间的事——她眼角本来有细碎的皱纹，微微弯着，显得和善，可就在下一秒钟，那些纹路忽然拉平了，她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提了一下，背部猛地绷直，她抬手朝我身后的方向一指，嗓子里爆出一个完全不像她的声音——低沉的、浑厚的、男人的声音：“你是谁？你跟在她后面干什么？走不走？不走我把你打散了！”
发廊里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吹风机的嗡声停了，镜子前正在上卷的师傅转过头来，有个正在烫头的女人侧过脸，卷发器夹在耳朵旁边，忘了放下来。我顺着大姐手指的方向回头看，身后只有一面贴了白瓷砖的墙，瓷砖缝里嵌着几道灰黑的印子，挂着一把旧剪刀和一把掉了齿的梳子。没有人。
可大姐还在盯着那个方向看。她的脑袋开始晃动，幅度不大，但频率很快，从左晃到右，又从右晃到左，眼皮半闭着，嘴里吐出一串含混的音节，发音不像我听过任何一种方言，音节短促，一下一下往外蹦，像是在跟谁对话，又像是在下最后通牒。我的闺蜜坐在旁边，死死攥着我的手腕，她手心全是汗。
大概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大姐忽然停了下来。她的脊背松下来，整个人往后靠进椅背里，像被人抽掉了支撑，喘了几口气才慢慢抬起头。她找老板要了杯水和一根烟，烟点着之后她先吸了一口才转头看我。她说：“妹子，我不跟你绕弯子了。你最近是不是老梦见一个女人，烫的卷发，老式的大波浪，长得很俊。她一直在你屋里转悠。”我把那些天积攒的东西全都倒给了她。我闺蜜在旁边替我补充细节，我握着纸杯，杯里的水被我捏得晃出一圈一圈的波纹，好几回都差点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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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听完没有立刻接话，她把那根烟抽到只剩半截，弹了弹灰，才慢慢开口：“这个人跟你一个姓。是你家里的人。”她抬起夹烟的那只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小小的圈，“你得找到她的根。她有什么冤情，你不弄清楚，她就走不了。生辰八字给我，我替你送她。”
那天晚上回家我背着我老公打了电话问我妈，又问了几个姨妈，一个都不沾边。连着几天我脑子里反反复复转着那句“跟你一个姓”，可怎么想都对不上。
后来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跟我老公说了。我本来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说我想多了，可他没有。他听完之后坐了很久，像有什么话卡在喉咙里上下滚了几回，最后还是咽了回去。我追问了将近半个小时，他才开口。
他说他以前有个妹妹，比他小九岁。在他们认识之前，妹妹就没了。跳楼，从家那栋老楼的七楼阳台翻下去的，当场人就没了。他拿出了一本旧相册，深棕色硬壳，边缘被摩挲得很光滑，像是被翻过很多次。他翻开第一页，我的手指就停住了。照片上的女孩子穿着一件浅色上衣，靠着阳台的栏杆笑，头发是烫过的老式卷发，黑黑的垂在肩侧。她在照片里笑得很自然，嘴角往一边微微翘着，像是刚看见一个熟人，正要开口打招呼。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脑海里像有什么东西忽然合上了。她站在梦里的床边低头看我的时候，嘴唇翕动的节奏和这张照片里的笑容像是同一个人的习惯动作。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把相册合上的，只记得那天晚上，台灯的光照在书桌上，把那本旧相册的边角照出一圈暖黄色的轮廓。她站在阳台栏杆边上笑得那么平常，像从未从我梦里离开过。后来我把她的生辰八字交给了发廊的大姐，大姐接过去攥进手心，说行了，你回家好好睡觉吧。
那之后我真的再也没做过那个梦。事情过了很多年，我老公偶尔会提起他妹妹，语气比以前轻松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她来找过我。只是每次翻开那本旧相册的时候，我的手都会在最开始那一页多停两秒。她在阳台上靠着栏杆笑的样子我一直记着，那种自然到几乎平常的笑容，和梦里的沉默之间隔着一层我看不见的东西。那年她从七楼翻下去的时候才二十一岁，我搬进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四年。她在梦里的嘴唇翕动的节奏我后来再也没有想起过，只是有时候深夜醒来，半梦半醒间，我仍然能感觉到那道目光的重量，轻飘飘地压在枕边，像一层旧窗帘垂在床边，不散。
那年我刚满三十七，升了职。新办公室比原来大了一截，窗户也宽了，能看见街对面那排老槐树的尖顶。我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摞了七八个卷宗，最上面那个用红笔标了“急”，字迹被茶水渍洇了一点。窗外天已经暗了，路灯还没来得及亮，光线从白变成灰蓝，像一缸慢慢搅浑的水。我用笔帽戳了戳桌上那盆多肉的土，发现手指尖是凉的。那是九月的初秋，暖气还没来，办公室里冷得不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