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的厂长听到方案之后第一反应是：“你们这帮资本家的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翻来覆去把方案看了三遍，确认没有隐藏条款，才在合同末尾签了字。签完之后他把笔搁在桌面上，抬起头看了贾斯伯一眼，说了一句：“你比威廉先生讲道理。”贾斯伯没有接话，把合同收进文件夹里，扣好搭扣。热那亚那位老共产党人是反应最慢的，他拿着合同在自己那间临时搭起来的小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中间喝了两杯凉透了的咖啡，然后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字。签完之后他把钢笔帽拧紧，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贾斯伯记得很清楚：“我以为资本家只会在还有钱赚的地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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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伯把几份签好的合同收进文件袋里，文件袋的牛皮纸边角已经磨得发白，铜扣上留着一道曾被反复按开又按合的旧划痕。他回到卢森堡的办公室之后，先做了一件事——在卢森堡注册了一家公司。公司名字很普通，不包含任何一个人的姓氏，不包含任何行业关键词，注册地址是一间共享办公室的写字楼。他用了三天时间把船厂的股权文件整理归档，然后在股东名册上填了第一个名字：安特卫普船厂老板，持股1.2%。这个数字不大，甚至不够在公司内部任何一份决策中单独施压，但它标志着这几家船厂的归属权已经从债务簿上被划入了另一本账册。

然后包玉刚加入了这个链条，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日本和香港两地搜罗报废的船壳，从太平洋沿岸的拆船市场拖回来十二条Liberty ship和T2油轮的残骸。这些船在战后被几经转手，有的已经在拆船厂的码头上搁了六七年，船壳长满了藤壶，甲板的钢板锈穿了几个洞，引擎室里只剩一堆拆不走又卖不掉的废铁。包玉刚把每条船的价码压到最低，然后用环球航运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汇丰和渣打都看过他的贷款申请——买废船拆解，然后拖去欧洲回炉，有明确的商业逻辑，每一条船都有对应的拆解合同和废钢收购协议，银行没有理由拒绝。他以每条几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十二条，然后安排拖船把它们从日本和香港的码头拖向欧洲。

那些船抵达安特卫普和鹿特丹的时候，从外观上看还是废铁。船壳上还留着二战时期的涂装编号，有的甲板上甚至还有当年被机枪扫射过的弹痕。船厂开始拆解，工人们用气割枪把锈蚀的钢板切下来，分类堆码，锅炉拆零件，铜管、电缆、锚链逐个登记入库。包玉刚那边的账本上记着：“运抵欧洲废钢若干吨，作价若干美元，抵扣股本金和船租预付。”他没有用自己一分钱现金，但在卢森堡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已经多了一个名字。

贾斯伯拿着那些废钢算了一笔账——从美国进口同等级别的废钢，运费和关税加起来比从包玉刚那里收到的成本高出将近两成。西门子的炼钢设备已经安装到位，加上本地焦炭和包玉刚拉来的废钢，新钢板从熔炉里出来的时候，色泽和成色和从海外买来的没有明显区别。那些钢板上线之后焊接成船壳，龙骨铺好，舱壁合拢，船台上一艘一艘的新船开始成型。造出来的新船不归任何一个单独的船厂所有，它们在所有权上归属于卢森堡公司，船厂的债权也随之化为持股凭证。包玉刚用长期租约的方式拿到了新船的运营权，租金从运营收入里出，一部分偿还贷款利息，一部分作为卢森堡公司的分红，分给几百家股东。

包玉刚出了什么？出了贷款的利息，出了运营能力。他没出一分钱本金，但白得了一支船队的运营权。

贾斯伯得了什么？得了免费的废钢来源，得了船厂的订单，得了卢森堡公司的资产端充实。他没出一分钱额外现金，但用包玉刚拉来的废钢，把威廉那本旧债簿上的船厂烂账清了。

美国人如果去查包玉刚的资产变动，看到的是正常的航运扩张——贷款买破船，然后拆解报废。符合商业逻辑，看不出异常。如果去查欧洲那些船厂，看到的也是正常的订单和产出——有人提供废钢，有人造船，符合行业逻辑。每一环都合法，每一环都有商业背景，每一环都经得起审计。

然后贾斯伯想了一件事：既然船厂可以债转股，其他人为什么不行？

他把威廉留下的旧账本重新翻开，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往后翻。每翻到一笔还不起的旧债，他就停下来，用笔在页边空白处记录下债务人的名称、所在地和债务性质。翻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页边批注已经密密麻麻地排成了一列，像是有人在一本旧书的地图上，一页一页地标注出了另一幅他从未见过全貌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