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的秘书姓郑，郑明礼，三十五六岁，戴一副金丝眼镜，嘴唇薄得像刀片，见人先笑三分，但那笑意从来不进眼睛。这人的办公室在76号二楼最里面那间，门上有两把锁，一把弹子锁，一把密码锁。弹子锁好开，他用一根铁丝三秒就能捅开，密码锁才是麻烦。
五位数，西门子，转错了三次就会锁死，整个76号的警报都会响。他以前在特高课的时候翻过郑明礼的档案，这人是学会计出身的，做事一板一眼，连茶杯在桌上的朝向都是固定的。这种人设密码不会用生日、车牌、纪念日那种好猜的东西，他会用一串跟自己有关但别人不知道的数字。
陈默用了三天时间摸清了他进出办公室的规律。周三下午两点半，郑明礼雷打不动下楼去食堂吃饭，去二十分钟，回来二十分钟，前后一共四十分钟。在这四十分钟里他的办公室是空的。窗户朝巷子，不临街，平时很少有人从那面墙下面经过，楼下是一排垃圾桶，臭烘烘的，连野狗都不爱在那儿待。
他花了一天半蹲在后巷的垃圾堆旁边，假装是个捡破烂的，实际上是在观察郑明礼在办公室里的一举一动。那人每天中午会从书架上抽一本书翻几页再放回去，放回去的时候手指会在书脊上停一下，像是在确认什么。那本书他记住了，紫色封皮，书脊上贴着一枚褪色的标签。
第二天下班前，他趁郑明礼出去打电话，溜进他办公室翻了那本书。是一本旧版《会计学原理》，翻到中间某一页，书脊内侧贴着一排手写的数字，墨水很淡，像是随手记的，但五个数字清清楚楚——“”。他拿出笔记本把数字记下来，把书放回原位，退出去。当天晚上他对着密码锁的盘面琢磨了半宿，心里演练了不知道多少遍那五个数字的转盘顺序和圈数。
假文件在他空间里躺了整整两天。纸是郑明礼办公室常用的那种米黄色信笺纸，他从陈公博的秘书那里弄来一沓，尺寸、厚度、纹理都对得上。笔迹模仿的是周佛海的签名，那个特有的撇，右上方总爱多一道弯，像蝎子尾巴。他练了不下两百遍，练到闭着眼都能写出那个弧度。
内容是他花了三个晚上反复推敲出来的，每个字都经过精心打磨，不能太直白，不能一上来就写“我要投靠中共”，那是傻子才会干的事。得有留白，得让人自己琢磨出来，越琢磨越觉得像真的。措辞不冷不热，语气不卑不亢，像是一个在给自己留后路的人写给另一个同样在留后路的人。
“鉴于当前局势，本人愿与贵方保持联系，共同维持南京治安，防止局势失控。日后若有机会，可进一步商谈合作事宜。”
落款是周佛海的手写体签名，日期是三天前。他写完晾干，折好，压了一天让它带上纸的旧气，然后收进空间里，等着周三的到来。
周三下午两点二十五分，陈默从76号后巷那根排水管爬了上去。水管是铁铸的，有些年头了，锈迹斑斑，踩上去吱呀作响，得踩着锈得不太厉害的地方才不至于弄出太大的动静。他翻上二楼窗台，窗户没有锁紧，留了一道缝，一推就开了。屋里没人，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旁边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茶，还在冒着热气，茶水微微晃动，杯壁上有两圈浅浅的茶渍，像是喝了好几口才放下的。
他快步走到墙角的保险柜前蹲下，手指按在密码盘上。心里把“”那几个数字又默念了一遍，然后开始转——左转三圈到五，右转两圈到三，左转一圈到一，右转半圈到四，左转回零对齐二。咔嗒一声轻响，锁舌弹开了，声音不大，闷闷的，像一个小铁块掉进了棉花堆里。
他拉开柜门，里面整齐地码着几摞文件和几个牛皮纸信封，都用橡皮筋扎着，分门别类摆放得一丝不苟，一看就是郑明礼的手笔。他把那份假文件塞进最上面那摞文件的夹层里，不深不浅，大概在第三张和第四张之间，既不会太容易被发现，也不会太隐蔽以至于永远找不到。正好是不经意翻找时能被翻到，但又不像是刻意塞进去的程度。关上柜门，转动密码盘打乱数字，恢复原位。
他站起来扫了一眼桌面，把茶杯往桌子中间挪了不到一厘米，恢复和之前一模一样的角度。然后翻出窗户，顺手拉好窗缝，沿排水管滑到地面，前后不超过三分钟。
当天晚上，那份文件就被人发现了。发现它的是郑明礼本人。他临下班前照例整理保险柜，把白天用过的文件放回去，把旧的抽出来归档。翻开最上面那摞时，一张陌生的纸从夹层里滑了出来，落在地上，发出一声轻响。他弯腰捡起来，手指触到纸张的瞬间就认出了那种质感——米黄色，暗纹，和桌上那叠信笺纸一模一样。他对着灯光看了几行，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抽了一巴掌，从头到尾没有动弹过。他认得周佛海的笔迹，那种撇，那种弯，那种落笔的轻重，每一处都和他平时在文件上见过的一模一样。
小主，
他拿着那张纸站在办公室中间，足足站了五分钟。然后他把纸叠好，放回保险柜，锁好门，下楼。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周佛海的公馆。
当天晚上，周佛海在书房里看到那张纸之后，坐了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开灯，没有叫人，就那么坐在黑暗里，指间的烟烧到尽头烫了手指都没有察觉。他儿子推门进来问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出去”。
第二天上午，消息传到了陈公博耳朵里。他正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电话响了，接起来听了几秒，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他挂掉电话，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嘴角往上一扯就收了回去，像一个人在水里憋了太久终于浮上来换了一口气。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那盏灯在日光灯下显得灰扑扑的，灯泡上落了一层灰，边角挂着一圈蛛网。
周佛海被日本人叫去问话了。不是陈公博叫的，是日本人主动找的。谁递的话，不知道，但文件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陈默在走廊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端着一杯水从茶水间出来，迎面撞上一个人，那人压低了声音告诉他：“日本人把周佛海叫去了，说是核实什么文件。”陈默点了点头，端着水杯走回了办公室。他关上门，没有开灯。窗帘拉着，屋里很暗，只有门缝漏进来一线光，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亮痕，像一把薄薄的刀，把黑暗切成了两半。
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把水杯放在桌上。周佛海被日本人叫去问话，而不是直接抓起来，说明日本人也吃不准这份文件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需要核实，需要确认，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恰好那份文件本身也不够致命，只是一个引子，一扇开了一半的门。它把子弹上了膛，但扣扳机的人还在观望，需要有人再推一把，在那颗子弹上再加一点力道，让它足以穿透周佛海的脑袋。
窗外天已经黑了。南京城的灯火在远处亮起来，一片一片的，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他坐在那片黑暗里，等着明天的钟声敲响。如果明天周佛海安然无恙地走出特高课的大门，他就得准备下一颗子弹。如果明天周佛海没有出来——那他今晚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他把那杯凉透的水端起来喝了一口，苦涩的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凉意一路蔓延到胸口。放下杯子，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了一眼。街上没有异常，路灯亮着，梧桐树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几片枯叶在风里打着旋，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他放下窗帘，转过身，在黑暗里站了很久。身后的窗外，南京城的夜色沉得像一锅熬稠了的墨，化不开。
周佛海的秘书姓郑，郑明礼，三十五六岁，戴一副金丝眼镜，嘴唇薄得像刀片，见人先笑三分，但那笑意从来不进眼睛。这人的办公室在76号二楼最里面那间，门上有两把锁，一把弹子锁，一把密码锁。弹子锁好开，他用一根铁丝三秒就能捅开，密码锁才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