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最后几天我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什么人也懒得理，什么事也不想做。我开始痛恨自己在这个不自由的鬼地方，想大醉一场，想发泄，想找个什么人痛打一架就像在体校时和哥几个出去干架一样！可现在在这个坐牢一样的部队机关，我什么也干不了，甚至没有能一个人待着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当兵？为什么没去那个野战部队，偏偏跑到这来？我抓下帽子沮丧不已，浑身的精力无处释放，就像一个憋着气的气球随时会爆发，可是却没有我爆发的余地。纪律，约束，条令，每一样都足以让我窒息。

和杨东辉只碰到一次，早上在热水房，我往门里走，他拎着两个暖水瓶出来，我们在门口打了个照面。他帽檐下的眼睛看了看我，出门就走了，从他的表情我看不出他任何的情绪，喜怒哀乐都隐藏在他沉稳成熟的面孔下。我看着他的背影，手中的两个空瓶也变得沉重。

徐静没有再来过，关于她的话题流传了几天，也逐渐偃旗息鼓了。

元旦要来的几天，除了站岗，日常训练都停止了，我们的任务是布置军区大院准备过节。大门岗挂上了“喜迎元旦”的横幅，警备区里道路两旁张灯结彩，挂着红灯笼。我们被派去插彩旗，挂灯笼，闪闪的灯泡让军区多了过新年的气氛，战友们都沉浸在过节和不用训练的喜悦中。我帮着一起布置，给主道两旁的冬青挂上小灯泡，看它们通上电，一亮一亮，闪得很喜庆，我羡慕它们，它们没心没肺。

杨东辉不在营区，要放假了，除了值班干部很多干部都上街了。他去哪我不知道，应该是去陪徐静了。她大老远地来，就是为了跟他过新年吧。

连里联欢会要买布置气氛的拉花和水果饮料伙食，任务交给了我和马刚，还有班上一个江西兵张顺。我们三个获准外出，跟着司务长采购完后，我们用一包烟向司务长贿赂，争取了一个小时的自由。

马刚藏了一张IC电话卡，把我俩拉到了马路边一个IC电话亭，这东西现在马路上瞅不见了，当时是非常火的，部队里谁有IC卡都是个宝贝，因为可以往外打电话，还便宜。IC卡火的时候，碰上人多还要排队，那电话亭里一腻歪就几十分钟的，让人火大。

马刚掏出卡说，这一小时谁都不许往家打，只许给对象打，抓紧时间。

马刚看上了通信连的一个女兵，没事就打总机，就为了听听那女兵的声音，我还给他带过一封信，都在部队，不敢说什么露骨的话，无非是XX同志：感谢你和话务队接通我们的电话，祝工作顺利什么的，就像封文法不通的表扬信。信过去了就没下文，话务队的女兵大多都是领导亲戚安排来的，一个个眼睛长在头顶上，马刚不气馁，跑外头来花钱打军线，服了。张顺对象在老家，难得能打个电话，也叨叨个没完。

他俩抢着电话线，我在外头闷着头抽烟。

马刚过来拉我：“快，到你了。”

我说：“你俩可劲打吧，我不打。”

“咋不打呢？客气啥？”

“没对象打给谁？打给你姐啊？”我没好气。

“你打啊？你要打我现在就给你号！”马刚非把我拽进电话亭，把话筒塞我手里。

“就你小子那晚上那动静，没相好的我都不信”他在我耳朵边上叽咕，拽着张顺买烟去了。

我举着话筒犹豫着，慢慢插进了卡，开始拨号。